二胎试点表明停止计划生育为时已晚-《中国改革》
二胎试点表明中国停止计划生育为时已晚-《中国改革》来源于 《中国改革》 2013年第11期 出版日期 2013年11月01日
湖北省宜昌市长阳、五峰县以及新疆建设兵团在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之后改为放开二胎，生育率都没有回升
特约作者︱易富贤
中国在1980年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后，生育率快速下降， 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生育率只有1.22，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只有1.18。不过，由于人口再生产的长周期性，中国人口还在低惯性增长。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在山西省翼城县、甘肃省酒泉地区（市）、河北省承德地区（市）、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这些800多万人口的地区试点二胎政策。
2013年10月12日《新京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山西翼城二胎试点28年：生育率未升反降》的文章，认为翼城试点二胎后，人口增长率和生育率都比全国和山西省的平均水平还要低。
其实，二胎试点地区（包括翼城）的生育率并不比全国低，但其人口增长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根据2000年和2010年两次人口普查数据，从2000年到2010年，全国人口从12.43亿增加到13.33亿，增长7.3%；翼城人口从30.3万增加到31.1万，增长2.7%；承德市人口从332.4万增加到347.3万，增长4.5%；酒泉市人口从98.0万增加到109.6万，增长11.8%；恩施人口从377.5万下降到329.0万，下降12.8%；将四个二胎试点地作为整体，人口从838.3万下降到817.1万，下降2.5%。
恩施、翼城、承德、酒泉2010年人均GDP分别为10672元、18943元、25595元、36957元，城镇化率分别为30.4%、约30%（2012年为32.18%）、39.41%、50.05%。其中，只有酒泉的人均GDP高于全国平均的29992元，城市化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49.68%，是人口流入地而使得人口增长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相比之下，其他三个地区都是人口流出地。翼城总人口在2010年只比2000年增加了8213人。恩施州2010年人口比2000年减少了48万，但是光1966-1990年出生者（2010年20-44岁）就减少了54万，意味着同龄人口中有30%在州外工作、学习。
因此，二胎试点地人口增长率低并不意味着“二胎试点使得人口增长率更低”。
试点有限地提高了生育率
全国人口普查采用了长、短两种普查表。短表由所有的户填报，包括反映人口基本状况的项目；长表抽取了10%的户填报，包括和人口的经济活动、婚姻家庭、生育和住房等情况的项目。也就是说生育率数据是通过长表获取的。但是长表是按照10%在全国分配的，分布到各个地、县（有些县只有数千人、数万人），就不成统一比例了，可能没办法公布。因此2010年人口普查的长表只公布了全国和各省市的生育率数据，没有公布地级市和县市的生育率数据。地、县的生育率可通过《中国人口普查分县资料》短表的0岁人数（用存活率计算出生人数）、15-49岁育龄妇女人数以及各省的标准化年龄别生育率（生育率为1.0时候的年龄别生育率）进行估算（不是很精确）。用这种方法，笔者计算出山西省2010年生育率为1.23，是长表公布的生育率1.10的1.12倍。同样根据短表的数据计算，临汾市、翼城县的生育率分别为1.23、1.42；用山西省长表的资料校正，临汾市、翼城县的生育率分别为1.10、1.26。下面关于县市的生育率均根据短表数据估算，然后用各省的长表数据校正。
2000年人口普查长表显示，全国生育率为1.22，山西省为1.44。根据市县短表数据估算、用山西省长表数据校正，临汾市、翼城县的生育率分别为1.50、1.72。
可见，翼城的生育率并不比临汾、山西和全国低。翼城县的经济发展水平在临汾市算是中等水平，2010年人均GDP为18943元，略低于全市平均的20621元。但是，2010年人均GDP比翼城县低的洪洞县、吉县、大宁县、隰县、永和县、汾西县的生育率全部比翼城要低，如永和县人均GDP只有6984元，生育率只有1.04。因此，翼城县的生育率高于临汾市很大程度应该归功于二胎试点。
2000年、2010年翼城0岁人口分别为3298人、4564人；如果生育率降低到临汾市的水平，那么0岁人口应该只为2858人、3977人。也就是说，二胎政策在这两年就导致翼城“额外”多生了1027人。翼城已经试点二胎28年，累计多出生了1万多可世代相传的人口。
2000年，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生育率为1.36，高于湖北省的1.06。2010年恩施的生育率为2.1，高于湖北省的1.34。恩施的生育率高于湖北省，一方面是因为恩施地处武陵山区，经济文化比较落后，2010年人均GDP仅为10672元，只相当于湖北全省平均水平27897元的38%。另一方面，二胎试点有限地提高了恩施的生育率，因为同属武陵山国家扶贫片区的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汉族不能生二胎）的社会发展水平与恩施基本一致，人口结构一致（包括人口外流比例），但是2010年的生育率只有1.72。恩施州的来凤县与湘西州的龙山县（有1/3人口为汉族）比邻，县城仅相距4公里，民族构成一致，文化完全同质，2011年10月国务院批复设立武陵山龙山来凤经济协作示范区，将两县一体化发展。来凤县的人均GDP比龙山县要高，但是2010年来凤的生育率为2.33，而龙山县只有1.86。
2000年河北省承德市的生育率为1.36，高于河北省的1.29；2010年承德市的生育率为1.37，略高于河北省的1.31。2010年承德市人均GDP为25595元。周边与承德市经济水平接近的内蒙古区赤峰市、辽宁省朝阳市2010年的人均GDP分别为25021元、21559元，生育率分别为1.18、1.33。
2000年酒泉市的生育率为1.28，低于甘肃省的1.32。2010年酒泉市的生育率为1.01，低于甘肃省的1.28。酒泉的生育率较低，原因之一是酒泉市是甘肃省比较富裕的地区。2010年酒泉市的人均GDP为36957元，高于甘肃全省平均的16113元和全国平均的29992元；2010年酒泉市城市化率为50.05%，高于甘肃省的36.12%和全国的49.68%。酒泉周边的张掖市2010年的人均GDP只相当于酒泉市的45%，生育率也只有1.26。
对比2000年、2010年两次人口普查，2010年翼城20-29岁生育黄金年龄妇女、15-49岁总育龄妇女是应有的96%、99%，承德是应有的91、99%，酒泉是应有的106%、107%（有外来移民）。从中可见，这三个地区的育龄妇女人口流动并不严重，对生育率的影响不算大。
将恩施、翼城、承德、酒泉这4个地区作为一个整体，简称“二胎区”。将各地区短表的各年龄组人口合计，根据人口结构用全国的标准化年龄别生育率估算，并用全国的长表参数校正，这个“二胎区”2000年的生育率为1.31，高于全国的1.22。2010年，“二胎区”的生育率为1.52，高于全国的1.18。可见，相对于独生子女政策来说，二胎试点能够有限地提高生育率。
二胎试点对提升生育率的作用在经济最落后的恩施州最明显，翼城次之，承德又次之，在经济较发达的酒泉已经很难看出作用了。
试点有效地降低了出生性别比
出生性别比正常值域是男孩与女孩之比应当为102-106：100。1980年之前，中国的出生性别比基本正常。1980年代中国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出生性别比随之攀升，1990年为111，1999年高达122，2010年仍然为118。
2010年全国各省市0-4岁人口性别比
数据来源：《中国2010人口普查分县资料》
冰冷的数字下面是惨烈的现实。《2012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显示，1980-2009年中国共进行了2.75亿例人流手术。根据历次人口普查数据，用年龄别存活率回推，1980-2009年中国共出生了5.44亿孩子。也就是说，中国每怀孕3个孩子，其中1个孩子以人流告终，其中女孩被人流比例更高。
2010年0-4岁人口性别比超过160的有2个县：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164）和三明市大田县（162）；超过150的还有另外10个县区：江西省吉安市吉水县（158）、新干县（151）、青原区（151），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155），湖北省荆州市监利县（155）和洪湖市（150），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县（153），湖南永州市宁远县（150），贵州省黔东南州剑河县（150）。
以出生的男孩为标准，性别比为164，用正常性别比104计算，意味着每怀孕158个（164/1.04=158）女孩，有58个（158-100=58）“额外”被选择性堕了胎！
1980年以来“额外”被选择性堕胎了多少女孩？可以用年龄别存活率回推过去每年出生人数，1980-1990年的出生人数根据1990年人口普查的0-10岁人口回推；1991-2000年的出生人数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的0-9岁人口回推；2001-2010年的出生人数根据2010年0-9岁人口回推。那么，1980-2010年共出生了29702万男孩、26129万女孩，男孩比女孩多出3573万。以正常出生性别比104计算，29702万男孩对应的应该是28560万女孩。就是说，1980-2010年共有2431万（28560-26129=2431）女孩被“选择性”地剥夺了生存的机会！
以22-60岁男性人口对应20-58岁女性人口，姑且定义超过的部分为“光棍”。2010年之后“光棍”数量快速攀升，2022年超过2000万，2028年超过3000万，到2041年将超过4000万。大量光棍人群的存在，将恶化中国的经济环境，也给金融、保险等行业造成致命的隐患。
那么，二胎试点地区的出生性别比如何？翼城2000年、2010年的0-4岁人口性别比103、103，临汾市分别为111、112，山西省分别为111、110。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2000年的0-4岁人口性别比为110，低于湖北省的129和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117。恩施州2010年的0-4岁人口性别比为109，低于湖北省的124和湘西州的118。恩施州来凤县2010年的0-4岁人口性别比为113，与之比邻的湘西州龙山县则为118。
承德市2000年的0-4岁人口性别比为112，河北省为116，周边与承德市经济水平接近的内蒙古区赤峰市、辽宁省朝阳市均为120。承德市2010年的0-4岁人口性别比为114，河北省为117，赤峰市为126，朝阳市为120。
酒泉2000年的0-4岁人口性别比为110，低于甘肃省的119和周边张掖的121。酒泉市2010年的0-4岁人口性别比为114，低于甘肃省的118和张掖的133。
将恩施、翼城、承德、酒泉这4个地区作为一个整体，2000年0-4岁人口性别比为112，低于全国的120；2010年为112，低于全国的119。
生1个孩子，1/2的家庭有男孩；生2个孩子，3/4的家庭有男孩，选择出生性别的动机大大降低。从四个试点地区可见，相对于独生子女政策来说，二胎试点能够有效地降低出生性别比，但是仍然存在性别比失衡的问题。
警惕生育“爬蚤心态”
那么，现在全国全面放开二胎，能否达到“二胎区”2010年1.52的生育率？答案是否定的。“二胎区”2010年GDP总值为1704亿元，人均20856元，只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29992元的2/3。“二胎区”2010年城市化率只有36.85%，低于全国的49.68%，只相当于全国2001年的水平。经济越发达，人们的生育意愿越低。这样，即便全国从20世纪80年代就放开二胎，现在的生育率恐怕比“二胎区”要低。
并且，全国其他地方由于实行了三十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已经形成了生育的“爬蚤心态”（用玻璃罩限制跳蚤跳的高度，跳蚤碰壁后自动适应不断降低的罩子高度；后面取下罩子，跳蚤不跳了，变成了爬蚤）。湖北省宜昌市下属的长阳、五峰两个土家族自治县（2010年人口分别为39万、19万）就是一个例子。这两县以前也是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少数民族有优惠的生育政策），2000年生育率分别只有1.19、1.14。经省人大批准放开二胎后，2010年长阳、五峰的生育率分别只有1.13、1.27，低于湖北省的1.34。这是两个经济发展程度比较落后的区县，2010年的人均GDP分别只有14165元、14768元，远低于湖北省平均水平27906元。
有人可能会质疑，长阳、五峰的生育率没有反弹，是因为外出打工导致育龄妇女人数减少。对比2000年、2010年人口普查，2010年长阳、五峰20-29岁妇女有20%在外地，15-49岁总育龄妇女有10%在外地。其实女农民工外流还会导致本地的生育率“虚高”，因为农民工大多选择回到老家生孩子（有父母照顾），这就导致妇女在生孩子时的前后回老家，而还不准备生育或已生完孩子的妇女继续外出打工。
研究长阳、五峰两县的生育率，必须考虑到宜昌市的微环境。宜昌市靠近湖南省常德市，常德在20世纪80年代率先创建了“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后面推广到全国），是湖南省生育率最低、老年化程度最严重的的地区。2000年、2010年常德的生育率只有0.93、1.17，低于湖南省的1.27、1.42。
宜昌市很快就引进了常德的“一票否决制”，宣传工作做得非常到位，导致宜昌市的生育率在湖北省最低，2000年只有1.04，2010年只有0.99（2010年相邻的襄阳市的生育率为1.55）。
长阳、五峰与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重庆市的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同属武陵山国家扶贫片区，经济文化落后，山同脉，水同源，民同俗，经济同类，文化同质。这些区域有20-50%人口为汉族，除了恩施、长阳、五峰外，其他地区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生二胎。长阳、五峰尽管放开二胎了，但是2010年生育率却远低于恩施州（2.10），湘西州（1.72）、秀山（1.71）、酉阳（2.30）、石柱（1.90）、彭水（1.92）。
从长阳、五峰的情况可见，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对生育观念的影响之大：过去的计划生育政策太严、实施时间太久，已经形成了“爬蚤心态”，错过了调整人口政策的最佳时机；政策调整扭扭捏捏，只是放开二胎（将“罩子”拨高一格），政策导向仍然是人口控制，生育观念难以逆转，生育率因此难以大幅提高。
长阳、五峰并非特例。新疆建设兵团汉族人口在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十几年后改为允许生二胎，也没有出现补偿性出生高峰和生育率反弹，“十五”、“十一五”时期，生育率都稳定在1.0左右。2010年农一师所在的阿拉尔市的生育率只有0.78；农八师市部驻地石河子市的生育率只有0.74，周边的沙湾县、玛纳斯县也分别只有1.12、1.11。
社会经济发展是推动生育率下降的“势能”，计划生育政策是踹一脚的“动能”。踹的越狠，生育率下降越快。今后即便是鼓励生育，生育率也爬不上来了。伊朗是另一个例子。
伊朗是穆斯林国家，穆斯林生育文化是当今世界最为顽强的生育文化。伊朗于1989年开始，实行家庭计划，提倡只生二胎，生育率从1989年的5.2快速下降到2005年的1.83。2005年内贾德当选总统后，停止家庭计划，转而鼓励生育，但是生育率很难回升了。2009年沙特、土耳其、阿联酋的人均GDP（以2005年的购买力平价计算）分别是伊朗的1.93倍、1.13倍、3.91倍，也就是说伊朗的经济最落后，生育率应该最高。但是，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1年伊朗、沙特、土耳其、阿联酋的生育率分别为1.64、2.74、2.06、1.72。
综上所述，试点二胎的四个地区2010年生育率能够达到1.5，很大程度是因为经济文化落后、城市化水平低。湖北省宜昌市长阳、五峰县以及新疆建设兵团在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之后改为放开二胎，生育率都没有回升。2010年全国生育率只有1.18，很多地区的生育率已经接近宜昌了（东北三省的生育率只有0.75，比宜昌还低），也形成了严重的“爬蚤心态”。如果再不果断停止计划生育，长阳、五峰模式将成为中国模式。仅仅将“罩子”取下（彻底停止计划生育）是不够的；还需要狠狠地“拍几下”（轰轰烈烈地宣传、出台有利于生育的经济和文化政策）才能逆转生育文化、提高生育率。
作者为人口学者，《大国空巢》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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