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与演变

承通

二十世纪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与演变
　　
　　
　　高峰
　　
　　
　　
　　资本的近代生活史从十六世纪揭开以来，已经过去了五百多年。经过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和资本的原始积累，新兴的资产阶级逐渐登上历史舞台。1640年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标志着新兴资产阶级开始取得自己的政治统治。18世纪60年代后兴起的产业革命，开始了资本主义的工业化过程，逐渐奠定了资本主义经济的物质基础。从此资本主义成为世界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形态。
　　
　　同前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和技术的缓慢进步相比，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变化是非常迅速的。“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 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7年写下这个论断时，人们或许难以预见，在一百六十年后的今天，世界资本主义又发生了多么惊人的变化。随着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的更为迅速的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生活状况、企业形态、制度结构等等所呈现出的新的面貌，都是前一百年根本无法想象的。而这些变化主要发生在二十世纪。新的百年早已开始，这时来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变化和特点，对于更深刻地认识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预测世界经济形势的进一步演变和谋划我国在新世纪的发展战略，显然具有重要意义。
　　
　　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与演变的基础，是资本的积累及其内在矛盾。积累是资本主义企业的一种本能的需要。资本主义企业在微观上的积累要求，形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在宏观上的积累趋势。从长期看，资本积累是促使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的最基本的力量。如果人们说，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主要是由资本积累推动的，这种说法虽然不够全面，但基本上是正确的。这种说法包含两重意思。一重意思是，资本关系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提供了制度上的动力，它的内部关系（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关系）激励资本家经常具有扩大资本主义生产的利益冲动；它的外部关系（资本与资本的竞争关系）则迫使资本家要不断通过扩大资本主义生产来维护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另一重意思是，实际资本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提供了物质技术基础。其具体作用是：实际资本的积累增加了生产工具和其他投入品，扩大了生产规模；积累会刺激机器对人力的替换，提高劳动生产率；积累在扩大生产规模的同时，促进了企业内部和企业之间的分工与协作，扩大了市场规模并提高了经济效率；积累为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提供物质前提，而技术进步则是加速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根本性力量。由此可见，资本积累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然而，积累推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并不只是一个量的增长过程，它还必然包含着某些性质和结构变化，这就构成了资本主义经济的演变。而推动资本主义经济演变的力量就是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内在矛盾。资本积累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即社会化生产与资本主义占有形式的矛盾）在积累过程中的体现，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资本主义生产与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二是资本主义生产与资本主义市场的矛盾。
　　
　　资本主义生产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矛盾，是资本积累过程所固有的基本矛盾之一，其实质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物质内容和社会形式的动态性的对立统一，它随着积累的进程时而尖锐时而缓和。制度是规则和组织的总合，是一定社会人们行为的法律道德规范和社会正常运转的秩序框架。资本主义生产当然要在资本主义的制度规范内才能正常进行。资本主义经济的制度关系与其他社会经济的制度关系相比，是一个更为复杂的包含若干部分若干层次的制度系统。就资本主义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制度来说，第一个层次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根本制度，它决定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性质，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度和雇佣劳动制度。第二个层次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实现形式，在资本主义根本制度不变的条件下，它的实现形式是多样化的和可变的。例如资本主义私有制就可能采取资本家个人所有制或股份资本所有制等不同形式；雇佣劳动制度也可能表现为单个资本家和单个工人的契约关系或资方与劳方的集体议价关系；等等。第三个层次是资本主义的宏观经济体制，这也是更现实更具体的制度形式，它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也是多样化的，可以随着经济条件、法律法规和经济政策的改变而变化。资本主义社会中具体的再分配制度、财政制度、金融制度、国际货币制度等等大都属于这一类。除了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制度体系之外，资本主义社会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前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残留，也可能出现未来社会经济制度的萌芽。
　　
　　谈论资本积累过程中资本主义生产与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主要涉及上述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第二和第三层次。在资本主义漫长的历史发展中，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具体实现形式和宏观经济体制不仅在国家之间存在区别，它们本身也必然在经济增长过程中逐渐发生变化，推动这种变化的正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生产的社会化虽然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基本性质，但其社会化程度却是随着资本积累过程中的技术变革而不断提高的。日益发展的社会化生产力会在一定时期与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发生冲突，迫使资本主义经济不断调整，改变那些阻碍生产社会化进一步发展的制度形式，形成新的适合生产力发展的制度形式，从而促进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演变。在这个演变过程中，资本主义制度在一定时期会具有某些新的重要特征，影响资本积累过程的长期波动，并使资本主义发展呈现出阶段性。可见，积累过程中资本主义生产与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是资本主义制度演变的内在动力。战后西方已有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资本积累过程中的这种制度演变进行研究，试图作出理论上的解释，并且形成了不同学派。这种处于演变中的资本主义制度关系，作为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中更具体更现实的制度形式，美国的“权力学派”称之为“社会积累结构”，法国的“调节学派”称之为“积累体制”。它们与资本主义根本制度相比，处在一个较低的抽象层次上。资本积累过程离不开这种具体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制约，也不可能超越社会化生产力与这种资本主义具体制度之间矛盾运动的决定性影响。
　　
　　资本主义生产与资本主义市场的矛盾，是资本积累过程所固有的另一个基本矛盾。这一矛盾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商品生产性质，根源于资本主义制度与商品制度的不可分割。资本主义商品制度的麻烦在于：生产的目的是价值增殖，生产的结果却不是直接形式的价值而是商品，其价值需要到市场上实现；价值增殖的追求推动资本把日益增多的商品提供到市场上，而价值增殖的基础却是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结果限制了大多数居民市场需求的相应增长。这就是资本主义实现问题的制度根源。它体现的不仅有生产目的和生产形式的不一致，而且有生产目的和生产手段的冲突。资本主义产品的价值实现包括资本价值和剩余价值两个部分。资本价值的实现是一个前提，剩余价值的实现才是资本主义实现问题的特征性的要求。因此，资本主义生产与资本主义市场的矛盾，实质上是剩余价值生产与剩余价值实现的矛盾。
　　
　　剩余价值生产与剩余价值实现之间存在矛盾的直接原因，是它们各自的制约条件并不相同。“直接剥削的条件和实现这种剥削的条件，不是一回事。二者不仅在时间和空间上是分开的，而且在概念上也是分开的。前者只受社会生产力的限制，后者受不同生产部门的比例和社会消费力的限制。但是社会消费力既不是取决于绝对的生产力，也不是取决于绝对的消费力，而是取决于以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这种分配关系，使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消费缩小到只能在相当狭小的界限以内变动的最低限度。这个消费力还受到追求积累的欲望的限制，受到扩大资本和扩大剩余价值生产规模的欲望的限制。……这个内部矛盾力图用扩大生产的外部范围的办法求得解决。但是生产力越发展，它就越和消费关系的狭碍基础发生冲突。在这个充满矛盾的基础上，资本过剩和日益增加的人口过剩结合在一起是完全不矛盾的；因为在二者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量虽然会增加，但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条件和实现这个剩余价值的条件之间的矛盾，正好因此而日益增长。”[2]
　　
　　积累过程的这两个基本矛盾并非互不相关。第一个矛盾的内在要求，是资本主义制度必须变革以适应生产的社会化趋势；第二个矛盾的内在要求，是资本主义市场必须扩大以保证资本主义产品中的资本价值和剩余价值得以实现。前一个矛盾的实质是制度变革问题，后一个矛盾的实质是价值实现问题。资本主义的历史告诉我们，资本主义具体制度的重大变革，通常发生在资本主义实现危机严重加剧的时期。这意味着两个基本矛盾在积累过程中的结构性的加剧存在某种关联。社会化生产力在重大技术变革基础上的较长时期的迅速发展，总是由于有利的制度环境和市场条件，它们共同保证了资本丰厚的利润率和稳定的利润预期。而一当新技术推动生产力增长的潜力已经基本耗尽和生产社会化发展到某个新的高度，它与现存资本主义具体制度的矛盾就可能加剧，产品实现问题也会相应地尖锐起来。具体资本主义制度对社会化生产力的阻碍可能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直接束缚；一是对社会消费力扩大的束缚，它通过实现困难和利润率下降间接地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可见，剩余价值生产与剩余价值实现之间矛盾的结构性加剧，不仅是资本主义生产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矛盾尖锐化的一个本质表现，同时也是促使资本主义制度变革的最重要的力量。制度变革的目的在于恢复利润率，它不仅要缓解或消除直接约束生产力发展的制度关系，同时也要为扩大市场需求创造新的制度条件，并由此导致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的加速。
　　
　　正是资本积累过程中这两个基本矛盾的交织和运动，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在长期波动中的发展与演变。规律性的现象是，资本积累长时期的缓慢或停滞，通常就是一个全球性的生产过剩时期和市场问题结构性恶化时期，此时一般利润率下降趋势所导致的空前紧张的资本关系和市场竞争，促使资产阶级及其国家力图寻求新的技术突破，调整现有的制度关系，积极扩大市场和创造新的社会需求，以恢复和提高利润率，重新加速资本的积累和经济的增长。这个时期除酝酿重大的技术变革外，通常就是资本主义制度演变最为急剧的时期，也同时伴有世界市场的显著的扩大。事实上，世界市场的显著扩大往往正是资本主义制度演变的一个重要结果。由此可见，由一般利润率下降直接引导的积累缓慢和资本主义经济长期萧条的发生，是由于技术约束、制度约束和市场约束的共同作用；而资本主义经济要能逐步摆脱长期萧条并走上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的快速路，除重大技术创新和制度变革以外，市场的大规模扩展也是决不可少的先决条件。
　　
　　以上关于资本积累过程基本矛盾的分析，可归结为以下基本论点。首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决定了资本积累过程的基本矛盾。资本主义生产与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生产与资本主义市场这两个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基本矛盾，是社会化生产与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矛盾在积累过程中的具体化，是这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矛盾的动态化表现和历史的运动形式。它们都根源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其次，资本积累过程的基本矛盾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与演变的直接推动力。以技术革命为基础的社会化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既要求通过制度变革来突破制度约束，又要求通过扩大市场来摆脱市场约束；而制度变革和市场开拓则反过来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正是在这种矛盾运动的反复过程中，资本主义实现了它的经济增长和经济演变。因此，我们提出一个“制度－市场”的二元假说，把它看作是资本积累过程演变的一种可能的理论解释。其含义是：任何长时期的资本积累缓慢与停滞（即所谓资本主义经济的萧条长波阶段），必然是资本主义的制度问题和市场问题空前尖锐化的时期；而长时期的资本迅速积累，则必须有资本主义制度的重大变革和世界市场的大规模开拓作为前提条件。资本主义经济的演变就是在这一矛盾运动中实现的。第三，与资本主义经济演变同时发生的世界市场的周期性扩大，不应简单看作是推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外生因素，单纯归因为某些偶然性事件；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资本主义制度变革推动的，因而对资本主义经济系统来说是内生的。第四，这种解释与现有的两种重要的西方左派理论有所不同。“垄断资本学派”在正确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的垄断特征的同时，从资本生产的剩余不断增长而剩余的吸收日益困难这个中心命题出发，把市场和实现问题提到首位；但它完全忽视了资本主义制度变革的作用，而把资本主义经济从19世纪后期以来的几次长期迅速发展单纯归因于“划时代的发明”和“战争及其后果”等所谓“外部刺激”。这种解释显然缺乏说服力。另一方面，“社会积累结构学派”正确强调了资本主义制度对资本积累的影响，深入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结构的演变在萧条长波和扩张长波更替中的作用；但它没有把实现问题提到应有的高度，没有突出世界市场的结构性扩大是资本主义扩张长波的先决条件。这是其理论的一个重大缺陷。我们的“制度－市场”命题则试图弥合上述两种理论的不足，对资本积累过程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与演变提出一个更完全的理论解释。
　　
　　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既然是在资本积累内在矛盾推动下的演变过程，这一过程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必然是非均衡的。
　　
　　资本主义经济在时间上的非均衡发展主要表现为不同时期的显著波动。这种波动反映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阶段性。为了更简明地描述资本主义经济的波动，我们这里暂不涉及争论较多的根据资本主义长波所作出的时期划分，而主要采用麦迪森所划分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和有关资料。麦迪森的阶段划分似乎为大多数经济学家所接受，他按照其阶段划分所提供的大量统计数据也比较能说明问题。麦迪森把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划分为1820—1870、1870—1913、1913—1950、1950—1973、1973—1992这样几个阶段。他列出了8个指标以显示各个阶段的增长状况和经济特征。见下表。
　　
　　
　　
　　表1  资本主义发展不同阶段的增长特征与周期特征（16个国家的算术平均数）1820－1979
　　
　　
　　     
　　 （年 平 均  复  
　　 合 增 长 率）
　　
　　
　　阶段
　　 GDP
　　 人均GDP
　　 非住宅固定资本存量
　　 出口量
　　
　　Ⅰ 1820－1870
　　 2.2
　　 1.0
　　
　　 4.0
　　
　　  1870－1913
　　 2.5
　　 1.4
　　 2.9
　　 3.9
　　
　　Ⅱ 1913－1950
　　 1.9
　　 1.2
　　 1.7
　　 1.0
　　
　　Ⅲ 1950－1973
　　 4.9
　　 3.8
　　 5.5
　　 8.6
　　
　　Ⅳ 1973－1979
　　 2.5
　　 2.0
　　 4.4
　　 4.8
　　
　　阶段
　　 GDP从波峰到低谷的最大下降幅度
　　 外贸量从波峰到低谷的最大下降幅度
　　 平均失业率（失业占劳动力的百分比）
　　 消费者物价的年平均增长率
　　
　　Ⅰ 1820－1870
　　 -6.7
　　 -21.7
　　
　　 0.2
　　
　　  1870－1913
　　 -6.1
　　 -18.2
　　 4.5
　　 0.4
　　
　　Ⅱ 1920－1938
　　 -11.9
　　 -36.5
　　 7.3
　　 -0.7
　　
　　Ⅲ 1950－1973
　　 0.4
　　 -7.0
　　 3.0
　　 4.1
　　
　　Ⅳ 1973－1979
　　 -1.3
　　 -6.4
　　 4.1
　　 9.5
　　
　　
　　资料来源：A•麦迪森：《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牛津大学出版社1982年英文版，第91页表4.9、表4.0。
　　
　　
　　
　　麦迪森指出，他列出的8项指标，是人们通常用以进行增长核算和跟踪重大形势变化的宏观经济指标，在表中以高度集合的形式展现出来，其大多数特征在四个阶段中都表现出了系统的差异。他也说明了各个阶段终点的选择理由。1913年作为第一阶段的最后一年，是因为它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告终。1950年选作一个转折点，是因为从16个国家的总体来看，战后的恢复工作已基本完成，产出已恢复到战前的最高点。把1973年选作一个新阶段的开始年份，当时可能是最有争议的。但麦迪森强调，1974－75年的衰退实际影响了所有16个国家，其复苏却一直缓慢、停滞和不完全，成为战后增长势头最为严重的一次中断。同时，衰退背后更深刻的原因，很可能意味着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与五六十年代完全不同的阶段。考虑到产出和价格的新的动态、国际货币体系的变化、政府需求政策的改变、劳动市场预期的变化、以及国际经济力量平衡的改变等等，应该把1973年以后的时期看作是一个新的阶段。[3] 后来的事态发展进一步坚定了麦迪森的上述观点。因而在他1995年和2001年的著作中，第四阶段已被延长为1973－1992年和1973－1998年。[4] 总的来看，第一阶段（1870－1913）的经济发展比前50年较快，宏观经济表现有所改善；第二阶段（1913－1950）的经济增长显著放慢，绝大多数指标趋于恶化，宏观经济状况在四个阶段中表现最差；第三阶段（1050－1973）的经济发展大大加快，宏观经济状况在四个阶段中表现最好；第四阶段（1973年以后）的经济增长则又明显地趋于缓慢，多数指标所反映的经济状况重新有所恶化。可见，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末，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并不是均衡发展的，而是存在着时期上的巨大差异。下面我们将简要分析二十世纪资本主义发展四个阶段的主要技术、制度和市场特征。
　　
　　第一阶段，1870年至1913年。
　　
　　首先是第二次技术革命和工业化进程。19世纪后期，兴起了以电力和内燃机为标志的第二次技术革命。这是比以蒸气机为标志的产业革命深远得多的又一次重大技术变革，真正引起了制造业和交通运输业技术基础的根本改造。一系列新兴的重化工业部门逐渐形成，原有的轻纺工业部门重新进行技术装备，都要以巨额的资本积累为基础。交通运输业的革命性变革，不但促进了机械动力船只和机械动力车辆的大量生产，更推动了与之相关的基础设施（如铁路、公路、车站、港口等等）的大规模建设，这也要求大量的资本积累作为前提。和工业化并肩而行的是城市化和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迅速转移，由此带动了城市住房和交通、通信和卫生等城市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建设，也极大地促进了资本的积累。此外，从第一次技术革命即产业革命开始的工业化，主要发生在英国等极少数国家，而19世纪后期兴起的第二次技术革命，则把以美国和德国为代表的一大批资本主义国家卷入到工业化过程，因而资本积累的规模比产业革命时期要大得多。这些都说明，技术革命和工业化是推动这个阶段较迅速的资本积累的重要原因。
　　
　　其次是垄断资本主义关系的形成及其所推行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政策。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在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化，是垄断资本和垄断组织的形成和它们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主导地位的确立。大垄断企业之间通过公开或私下的串谋制定垄断价格获取垄断利润，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企业的投资，也扩大了资本积累的利润来源，银行垄断资本和证券市场的发展更进一步拓宽了大企业积累资本的融资渠道。在垄断资本形成的基础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政策，向不发达国家大量输出资本，掠夺原材料，划分势力范围，占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殖民主义列强从世界扩张中获取了巨额利润，大部分回流到母国，转化为资本积累的新的源泉。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经济政策的上述变化，构成了这个阶段基本的制度背景，成为加速资本积累的重要推动力量。
　　
　　第三是世界市场的进一步扩大。1820－1870年间，由于重商主义的障碍大部分消除和运输技术的进步，世界贸易的发展已经十分迅速，外贸增长达到世界产出的4倍。[5] 1870－1913年继续了这种发展势头，虽然从1873年开始直到90年代中期的长期萧条曾使国际贸易的增长率有所降低，但90年代中期后又有了迅速的增长。这个时期，美国、德国等后起的新兴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了更多的保护关税政策，这并没有对世界贸易的快速发展产生严重影响。19世纪后期交通运输业和通讯业的巨大发展，为国际贸易的迅速增长提供了更充分的技术基础。世纪转折时期列强实行的殖民主义政策和对世界的瓜分，把大多数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纳入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加强了宗主国与殖民地附属国的贸易关系，不仅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保证了更充足的粮食和原料供应，也为工业化中日益增长的制成品提供了更大的市场需求。世界市场的进一步迅速拓展，成为推动工业化的资本积累所必需的市场条件。
　　
　　第二阶段，1913－1950年。
　　
　　这个阶段导致资本积累急剧放慢的第一个重要因素是技术革命积累效应的减弱和工业化的基本完成。从19世纪后期开始的第二次技术革命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到20世纪的前二十年，大规模的技术改造已经基本完成，以大企业为主导的新兴工业部门也已建立起来，绝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部门已超过或大大超过农业部门。此后一个相当长时期，技术进步更多地采取边际改善的形式，机器设备的革新与升级、工艺流程的改进、劳动组织和管理方法的科学化等等，远不像大规模建厂和集中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时那样需要巨额资本投入。因此这个阶段，由技术创新和工业革命所支撑的投资需求下降了，资本积累的速度也必然慢下来。
　　
　　第二个因素是，重大的政治和经济灾难使资本积累受到严重挫折。这个阶段，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三十年代的大萧条，是20世纪灾难性事件最集中的一个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西欧大多数国家的GDP下降，许多国家的国内资本存量遭到巨大破坏，国外投资也受到严重损失。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由于欧洲的广大地区成为战场，战斗的进行极为惨烈，欧洲资本存量遭受的损害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更为普遍和严重，战时投资处于极低水平，国外净资产也急剧下降。在两次大战时期，除了政府投资于军事生产，甚至大量现有资本都被战争人为地毁灭掉，当然不能指望还能有正常的资本积累。除这两次严重的政治灾难外，1929－1933年的大萧条所引起的空前的经济震荡，又给资本主义以沉重打击。大萧条时期的生产下降甚至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大批资本设备严重贬值或被废弃，美国和德国作为危机的核心地区损失最为惨重。美国从1929年到1932－33年的最低点，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减少了31％，工业生产下降了46％，私人固定资本投资几乎完全崩溃，下降了74％。[6] 这个时期总的来看，虽然资本主义国家有20年代的经济繁荣、1933－38年的经济复苏、和1945－50年的战后恢复，但三次巨大的政治和经济灾难带来的破坏性影响相当深重，资本积累受到的严重阻滞是可想而知的。
　　
　　第三个因素是国际贸易正常关系的破坏所造成的世界市场的萎缩。战争期间，不仅敌对国家之间的正式贸易关系会中断，非敌对国家之间的贸易也可能受到战争的影响。此外，在大萧条时期，“国际经济秩序和国内经济政策的希望受到了萧条的严重影响。金本位制被大多数国家抛弃了，国际资本市场崩溃了，自由贸易秩序被破坏了。美国以1929－30年斯幕特－霍莱关税法带了一个坏头，这在其他地方引发一道报复的波浪。英国1932年采取了帝国特惠制，废除了多边原则。法国、日本、荷兰在其帝国采取了相似的策略。更坏的是对贸易和外汇的定量限制，德国先行一步，法国、意大利、日本、荷兰、东欧和拉美在某种程度上仿效了这一措施”。结果是，“世界贸易总额下降了四分之一以上，直到1950年才达到1929年的顶峰”。[7] 不言而喻，这个时期国际经济秩序的破坏和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导致各国出口增长率的急剧下降，意味着世界市场的极度不景气，不能不对资本的正常积累形成一种制约。
　　
　　需要指出的是，当我们说，这个阶段技术革命的积累效应减弱时，指的是急剧技术变革时期大规模固定资本投资的需求有所下降，从而资本积累的速度随之放慢，并不意味着资本积累的质量降低或者技术进步的停滞。实际上，这个时期较慢的资本积累却具有更高的投资效益，技术进步的速率也并不慢。正像麦迪森所说，20世纪的主要灾难集中在1914－50年期间这一事实“使技术进步速度的重大改善被掩盖了”。这特别表现在美国生产率的加速增长上。与大多数欧洲国家不同，美国由于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没有受到战火的破坏，生产率增长和积累效益的提高得以直接表现出来。在1913－1950年期间，美国“劳动生产率年增长 2.5％，比1870－1913年的1.9％大大加速了。新的增长率比1820年以后的世纪中英国的增长率快两倍以上”。同时期，“美国全要素生产率年增长1.9％，几乎是1870－1913年的5倍”。这也反映了资本效率的显著提高，美国资本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从前一时期的-1.51％上升到这个时期的0.81％。[8] 可见，在资本积累速度放慢的同时，资本积累的质量和效益却有大幅度的增长。这反映了20世纪资本积累的总趋势，对战后的黄金时期也有重要影响。
　　
　　第三阶段，1950－1973年。
　　
　　这个阶段是资本主义的黄金年代，也是资本积累最为迅速的一个时期。这首先要归功于战后逐渐兴起的新的科学技术革命。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和通讯技术的发展，为生产、管理和经营的自动化开辟了广阔的可能性。资本主义经济开始了从机械化向自动化和信息化的逐渐转变。由此所需要的大规模的新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设备更新，成为推动资本迅速积累的强大动力和物质基础。
　　
　　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欧洲和日本在战后的恢复和振兴。战争使得作为主战场的欧洲以及日本遭到严重摧残，建筑物和城市基础设施被炸毁，大批生产设施被毁坏，固定资本的更新被搁置，旧设备的改进被推迟，因而战后为恢复和发展经济所需要的投资数量非常巨大。由于它们的资本存量通过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跌减到极低水平，从而为资本的大规模积累形成了很大的增长空间。而美国在前一时期所取得的技术进步，也使西欧各国和日本在战后得以加快采用和普及先进技术创造了条件，并为它们巨大的资本积累提供了技术基础。其间日本和德国的表现最为突出，成为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最迅速的国家。
　　
　　这个时期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为资本积累形成了十分有利的制度和政策环境。它们普遍推行凯恩斯的理论和政策，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建立相对协调的劳资关系，实行福利制度，努力促进高水平的需求和就业，从而保持了经济和社会的相对稳定，资本积累因有利的投资环境和乐观的利润预期而达到前所未有的增长水平。同时，西方国家通过建立一系列国际机构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等等，形成了有效的国际经济秩序。战后随社会主义阵营扩大而出现的东西方分裂，“也加强了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利益协调，…美国以一种负责任和慷慨的方式发挥着领导作用，在欧洲最需要的时候，向它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援助，促进了相互关连的合作程序和自由贸易政策。直到70年代，它还为国际金融稳定向世界提供了强有力的避风港。”[9] 这种被“社会积累结构”学派称之为“美国统治下的世界和平”所形成的世界经济秩序，也成为高速资本积累的重要制度条件。
　　
　　国际贸易的巨大扩张和世界市场的空前扩展，则为高速资本积累保证了不可缺少的市场条件。表面看来，战后从资本主义阵营分裂出更多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大批不发达国家取得民族独立而使殖民体系瓦解，似乎缩小了资本主义市场。其实不然。战后这个阶段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市场扩展最快的时期，这从发达国家贸易出口增长率的空前加速可以得到证明。世界市场的扩大来自两个方面。在发达国家内部，不但迅速的资本积累创造了旺盛的投资需求，而且政府的宏观调控、就业政策和福利制度大大提升了居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在大萧条和二战期间被长期压抑和推迟的个人需求得以释放，战前还大体属于奢侈品的汽车和家用电器等新消费品逐渐普及，所有这些都使发达国家的有效需求大幅度提高，扩大了它们的内部市场和国家间贸易。在发达国家外部，战前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纷纷独立后，发达国家更加依靠用贸易、投资和援助等经济手段来剥削和控制这些不发达国家，把它们作为自己廉价的能源和原材料供应地和制成品销售市场。一些独立后的发展中国家也在努力发展民族经济，那些实行出口导向战略的国家或地区取得的成绩最为突出，如亚洲的韩国和台湾地区等，这都促进了发达的北方与不发达的南方之间的贸易关系，扩大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外部市场。可以设想，没有世界市场和国际贸易的巨大发展来保证发达国家的廉价原料供应和有利的工业品市场，它们在这个黄金时代的高速资本积累是不可能实现的。
　　
　　第四阶段，1973－1992年。
　　
　　这个阶段的情况比较复杂，争论也较多。作为一个与黄金时期显著不同的新阶段，最重要的特征是GDP增长率和生产率增长率的下降。按照麦迪森的数据计算，美、法、德、荷、英、日六国的GDP年平均增长率，由1950－73年的5.31％，下降到1973－92年的2.41％；劳动生产率的年平均增长率，由4.91％下降到2.34％；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平均增长率，由3.04％下降到0.83％。[10] 布伦纳提供的7国集团的数字与此也十分接近：七国私人企业产量的年平均增长率由1950－73年的4.5％下降为1973－93年的2.2％；劳动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由3.6％下降为1.3％。[11] 产量和生产率的降低幅度都很大，超过了一半以上。这说明两个时期的经济气候和增长势头是完全不同的。
　　
　　这个阶段发达国家增长率大幅度下降的原因是什么呢？看来在需求、供给、技术、制度和政策等诸多因素中，首先要提到需求不足的作用。黄金时期资本主义经济的空前增长，特别是欧洲大陆（尤其是德国）和日本的超高速发展，以及亚洲若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出口型经济的迅速成长，使全球的工业品供给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而尽管黄金时期国际市场也有了巨大扩展，但终究赶不上生产的增长。结果是生产与消费、供给与需求之间矛盾的尖锐化，形成空前规模的全球性生产过剩，这必然对资本主义经济施加严重制约，导致经济增长的急剧下降。[12]
　　
　　在这一过程中，经济政策的转向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黄金时期发达国家为确保就业和增长而广泛采用凯恩斯主义扩张性的财政金融政策，以及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货币的大量发行和流向全世界，使资本主义国家的通货膨胀步伐逐渐加快，加之1973年和1979年的两次能源危机和石油价格飞涨，最终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局面，极大地威胁了资本主义经济社会运转的正常秩序。这使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把优先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从确保充分就业和高速增长转向恢复物价稳定，为此而实行的经济紧缩措施必然对增长和就业产生负面影响。产出的下降成为实施新的宏观政策目标的不可避免的代价。
　　
　　增长率下降和生产率下降实际上相互影响。在这个时期，与其说生产率下降是增长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毋宁说增长率下降是生产率下降的主要原因。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经济增长率的急剧下降，必然大幅度降低生产能力的利用率，进而降低劳动生产率。仅以美国为例。其制造业的年平均能力利用率，由60年代的85.0％迅速下降到70年代的81.6％和80年代的79.0％；全部工业的年平均能力利用率则由1967－69年的87.2％（没有1967年前的数字） 迅速下降到70年代的82.7％和 80年代的80.1％。[13] 生产能力利用率下降不但会提高名义资本构成，降低资本的生产率；同时也会降低劳动生产率。美国经济学家韦斯科普夫和谢尔曼在讨论周期问题时都曾谈到：当能力利用率降低到最佳运转率以下时，生产工人的“直接劳动”总时数容易削减到与产量成比例，管理雇员的“间接劳动”总时数却不易改变。因而在危机或经济收缩时期，产量和能力利用率迅速下降，但因管理人员解雇较少，劳动生产率必然降低。[14] 这种周期分析能否应用于较长时期的分析呢？其实麦迪森自己就曾谈到了这一点。他说：在需求疲软的衰退时期，厂商通常解雇雇员较少，以便为经济重新兴旺时储备部分管理人员，这会对生产率产生负面影响。但这种情况通常不会持续七、八年，因为在较长时期中，低效率厂商的破产将提高生产率，抵消上述负面影响。然而在七十年代，各国政府试图用多种方法减轻衰退对就业的不利影响，如实施保护就业的立法，发放就业补助，增加公共就业岗位，或通过接管和扩张帮助大企业免于破产。同时政府部门的就业对生产率的考虑不是很强，它们在70年代继续扩大。所有这些保护就业的努力都遏制了生产率的增长，但其影响却难以量化。[15] 由此可见，70到80年代经济增长的相对停滞和能力利用率的长期低下，可能是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大幅度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布伦纳曾明确指出：这个时期“生产率增长的放慢应当被理解为长期经济衰退的结果，而不是原因”。[16]
　　
　　促使生产率下降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产业结构的变化。发达国家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发生了工业化后产业结构的第二次重大变化，即工业部门的缩小和服务业部门的扩大。按13个OECD发达国家的简单平均值计算：1971－1992年，服务业占GDP总量的比重从54.6％上升到65.4％；1974－1992年，服务业占全部就业人数的比重从52.4％上升到65.1％。[17] 资本主义产业结构的这种重大变化，必然降低整个经济中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因为服务业与工业特别是制造业相比，劳动生产率水平较低，增长速度也较慢。这就可以理解前面曾谈到的，为什么1973－93年与1950－73年相比，七国集团制造业的产量严重下降而劳动生产率增长的下降幅度较小，但整个私人企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下降程度却超过了产量增长率的下降程度。麦迪森还特别估算了几个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变化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称之为“结构效果”。他指出：“增加的结构效果的作用在规模上是重大的，并且可以发生方向上的重大变化。现在这些经济有大部分活动是用于生产率增长非常慢的服务业方面，服务业生产率的平均水平现在比工业低。因此，现在在某些经济中出现了严重的结构拖累，而在黄金时代，当经济是生气勃勃的时候，结构改变通过推动劳动力迅速地进入更高生产率的就业产生正面的效用。”[18]
　　
　　在简单地叙述了二十世纪资本主义经济在时间上的非均衡发展后，可以进一步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在空间上的非均衡发展。这主要表现为地域上存在着两种类型的发展不平衡：一种是发达国家之间的不平衡，另一种是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平衡。从二十世纪的情况来看，前一种不平衡发展的总趋势是不同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趋同，后一种不平衡发展的总趋势则是两类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趋异。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是从17世纪以来长期存在的一种现象。在17世纪和18世纪，荷兰曾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人均收入水平在欧洲是最高的。但是，从18世纪到19世纪早期，英国迅速发展起来并逐渐超过了荷兰。在1720－1820年，英国的出口每年增长2％，荷兰却每年下降0.2％。1700年时英国航运量占世界航运能力的20％略多，而荷兰超过了25％；但到了1820年，英国的份额已超过40％，荷兰的份额则下降到只有2％多一点。[19] 这个时期英国的工业实力，由于18世纪60年代开始的一系列技术创新而得到加强，机械化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棉纺织业代替毛纺织业得到急剧发展。在此期间，英国为攫取全球的商业霸权，依靠自身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卷入了一系列战争，逐渐接管了法国和荷兰在亚洲和非洲失去的殖民地，扩大了对印度的统治范围，确立了在拉丁美洲的商业特权地位。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英帝国的版图又进一步扩大。1913年，它在亚洲、非洲、大洋州和加勒比等地区拥有大批的殖民地，大英帝国的总人口达到4.12亿，是英国本土人口的10倍。[20] 可以说，在19世纪，英国是全球的商业霸主，成为名副其实的“日不落帝国”。
　　
　　然而，在19世纪后期，英国的经济增长逐渐放慢，德国和美国作为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开始了迅猛的发展。在1873年以后，英国的一系列重要经济指标都出现了下降趋势。它的工业生产年平均增长率，从1853－1873年的2.7％逐渐下降到1899－1913年的2.0％；同时期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也在减速，从1.95％下降到1.70％。劳动生产率也出现了大幅度下降，制造业生产率的年均增长在1853－1873年为1.85％，到1899－1913年仅为0.90％，矿业则从3.0％跌落到-0.7％。甚至英国出口贸易的增长在1873年后也在急剧地下降。按不变价格计算，制成品出口在1853－1873年每年增长3.3％，到1873－1899年降低为1.6％；而在后一时期，进口增长率则平均为4.5％。这种1.6％的出口增长和4.5％的进口增长的结合给予了英国制造业以致命的打击。[21] 在英国经济走向衰落的同时，德国和美国的经济却开始了强劲的增长。这两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当时兴起的新科技革命，在发展新兴工业部门上取得了飞速的进步。这首先表现为它们资本积累的势头与英国完全不同。在1870－1913年期间，非住宅固定资本净存量的年平均增长率，英国为1.2％，德国却是3.1％，美国更高达4.7％。[22] 由此导致经济增长率的明显落差。英国的GDP年均增长仅为1.90％，而德国为2.81％，美国为3.94％。[23] 同时期英国制造业和矿业生产的年均增长率仅为2.1％，而德国为4.2％，美国为5.0％。[24] 1913年德国的出口已比英国的出口更为先进，特别是在冶金、机械、化工等新兴工业制成品方面的出口均已超过英国。从19世纪末开始，美国更是成为世界经济的领先者。到1913年，美国经济已经比英国和德国的总和还大。经过20世纪上半期和两次世界大战，美国经济又有了更为强劲的发展，已成为全球资本主义的新的霸主。
　　
　　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经济规模和经济实力，在资本主义世界处于压倒优势。1952年，美国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产的近60％、工人总数的30％和企业固定资产总额的50％。对1950年人均生产总水平进行的研究表明，若以美国为100，英国相当于55，法国为46，西德37，意大利25。美国煤矿的生产率比英国、西德高3到4倍，为法国的7倍。美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将近为英国的8倍或西德的4倍，与日本的差距更大。1950年美国制成品的生产是西德的6倍，日本的30倍。1953年它出口的制成品为西德的5倍，日本的17倍。1957年世界最大的50家公司中，非美国的公司仅有7家。[25] 然而，尽管美国在二战后的强大似乎是不可动摇的，但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仍在继续发生作用。在黄金年代（1950－1973年），美国的GDP增长显著落后于除英国外的所有主要发达国家；特别是德国和日本，它们的GDP年均增长率竟分别是美国的1.5倍和2.4倍。至于人均GDP增长率，美国则慢于所有西欧国家和日本，仅相当于西欧国家人均GDP年增长率的63％。在随后的1973－1992年期间，在几乎所有资本主义国家GDP增长率和人均GDP增长率全面下降的情况下，美国GDP增长的下降幅度虽然比多数国家较小，但人均GDP增长率仍低于大多数发达国家。美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落后情况更为突出，在这两个时期，它的增长比所有发达国家都慢，其年均增长率在黄金时期只相当于西欧国家平均值的57％和日本的35％，在其后的20年只相当于西欧国家平均值的48％和日本的35％。[26] 美国与德、日等其他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这种巨大差距，影响因素很多，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仍在于资本积累速度的不同。仅从1951到1981这30年来看：全部企业经济按不变价格计算的固定资本总存量的年平均增长率，美国为3.8％，而除美国以为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平均为5.2％，德、日甚至分别高达5.6％和8.6％；制造业固定资本总存量的年平均增长率更为悬殊，美国是3.3％，其他发达国家为5.4％，德、日分别为6.1％和10.3％。[27] 正是由于增长速度和增长效率的上述巨大差异，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优势已经削弱，日、德、法、意等国的经济实力有了巨大增长，它们与美国在人均GDP绝对水平上的差距大大地缩小了，有些国家的劳动生产率甚至已经赶上美国。欧洲国家为了与美国竞争，早在1957年成立欧洲媒钢联盟，后扩大为欧洲共同体，经过50年的经营发展，已成为高度一体化的地区组织，其经济总量已经超过美国。今天，美国虽然仍是最大最强的资本主义国家，但与50多年前却不可同日而语，其绝对统治地位已不复存在。美国、欧盟和日本在资本主义世界已形成鼎足之势。
　　
　　以上简要地叙述了从19世纪后期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不平衡发展状况。那么，这种不平衡发展的原因何在呢？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存在着竞争关系。威克斯指出：这种不平衡“在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集团内部产生，它源于资本的社会关系中竞争和技术创新的采用”。[28] 竞争关系来自于资本的本性。资本作为一种特定的生产关系，包含着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关系和资本之间的竞争关系。剥削关系是竞争关系的基础。资本主义经营既然以剥削雇佣劳动为手段和以追逐利润为目的，资本与资本的关系本质上必然是竞争的。资本之间也存在着吸引、合作与联合的一面，但这种合作与联合只不过是为了在更大的范围与更强的对手展开更有力的竞争。任何资本在市场上都力图排斥其他资本，以保持自身在生产和销售上的有利地位，占据更大的市场和获取更多的利润。在世界范围内，资本的这种竞争关系就表现为各国资本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和各个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经济、政治舞台上的竞争。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力图保持自身的优势，后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则要奋力追赶，这就成为国家之间发展不平衡的根本动力。
　　
　　除了内在的竞争动力之外，还要有促成不平衡发展的客观条件。这里首先要提到的是技术创新。新老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往往面临不同的技术机会和技术背景。发展程度高的先进国家，通常在生产技术上处于领先地位，但也为后进国家提供了现成的先进技术，创造了更充分的技术机会，后进国家就可能利用现有技术来加速自身的资本积累和经济发展。在18世纪，英国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荷兰的技术，特别是在农业、水道建设、航运业、银行业和国际专业化等领域。第二次大战后德、日等国的经济高速增长也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大量引进和吸收了美国的先进技术，使它们可以通过高速资本积累在战争废墟上直接推进以先进技术为基础的经济重建与发展。“在黄金时代，欧洲国家和亚洲出现了非常引人注目的国内投资率高潮，这与技术进步提供的机会相应。由于亚洲和欧洲国家从低水平起步，从长年逆境挫伤的生产率水平复苏，能够将其投资率推进到美国水平以上，而没有陷入收入递减。结果欧洲和日本能够将其资本存量推进到非常接近美国的水平。在许多方面，这些追随者国家正在复制在美国已发展起来的消费模式、技术和组织方法”。[29]
　　
　　如果后进国家的追赶恰逢新技术革命兴起之时，它们对于先进国家将会处于特别有利的地位。由于没有旧技术和旧工业的负担，后进国家可以利用最新技术直接建立新兴工业部门，大幅度提高生产率和增长率，一举超过老的发达国家。这正是19世纪末德国、美国等国和英国之间所发生的故事，刘易斯曾做过详细分析。1880年前的一个世纪，英国在工业革命基础上已建成了纺织、生铁、煤炭、铁路运输等一系列工业部门，促进工业经济的创新技术已经耗尽。而此时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程度低得多，由于当时以电力和内燃机为标志的新的科技革命正在兴起，它们就能以此为基础直接发展新兴工业部门。刘易斯谈到：“在考虑新机器取代旧机器时，问题往往不只是比较旧机器的最初成本与新机器的平均成本，因为采用新机器的成本可能大于新机器简单的平均成本。例如，假定一项铁路运输的创新要求使用更宽的铁轨。要在现有的铁路系统使用这项创新就要求用新钢轨代替旧钢轨，加宽隧道，建设新的、更宽的桥梁，重新设置车站。因此，在一个新国家采用新体系比在一个已有铁路系统的旧国家采用新体系要廉价得多。这是英国人常说的最先开始发展的不利性之一，特别是在他们的铁路、矿山、铁矿炉和道路的投资方面这个问题更突出。新国家的有利之处就在于还没有开始，在采用新体系之前不用拆除旧体系的结构。”[30] 正因为如此，英国在发展以新科学为基础的工业方面十分缓慢，国内的投资率很低，大量资本由于缺乏投资机会输出到国外；而德国和美国却成为新科技革命的中心，资本积累率很高，代表新技术和更高生产率的电力、钢铁、内燃机和有机化学等新兴工业部门迅速发展起来。
　　
　　后进国家与先进国家在国际市场上竞争时还往往具有价格优势。这通常是由于后进国家的工资相对较低而生产率相对较高。问题不在于工资和生产率的绝对水平。在1883年，德国的人均产量是英国的70％，工资只是英国的60％。德国的货币工资增长比英国快得多，但生产率的增长也快得多。当生产率下降时，工资则有更大程度的下降。美国的工资虽然比英国高，但生产率超过英国的幅度更大。结果是，在1883到1913年期间，英国出口制成品的价格在下降时比德国和美国下降得少，在上升时却比后者上升得快，德国和美国由于在国际市场竞争中享有价格优势，致使英国出口增长率下降和市场份额相对缩小。“随着其他国家的工业化，英国的地位在三个方面受到损害。第一，其他国家生产它们自己所用的产品。第二，大多数成功的工业化国家开始在第三国市场上与英国竞争。第三，英国本土的市场也受到入侵。”[31] 国际市场相对萎缩和出口增长放慢，削弱了英国有效需求的扩大，进而限制了投资和工业生产的增长。因此，先进国家与后起国家在世界市场份额上的这种此消彼涨，既是它们经济实力不平衡发展的结果，又反过来加剧了这种发展的不平衡。为什么后起国家通常享有价格优势呢？因为一般来说，经济发展较落后的国家工资也较低；虽然它们的生产率往往也较低，但一当利用先进技术加速资本积累和人均资本的增长，生产率将会迅速提高。这必然大大加强它们的国际竞争力。
　　
　　后起国家为了在竞争中追赶先进国家，可能采用更有利于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制度与政策。先进国家在经济上政治上占有支配地位，通常会比较安于现状，而缺乏积极的变革精神；后进国家则不同，它们具有较强的危机感和紧迫感，力图通过技术和制度变革来实现对先进国家的超越，必要时甚至不惜动用武力。17世纪到18世纪的英国就是这样。当时荷兰是最强大的国家，英国在学习荷兰的经济模式和先进技术的同时，努力创立有利于商业资本主义利益的现代民族国家：原来的封建割据被集中化的政治体系所代替，经济政策领域中的政府管理实现了现代化，建立起一套稳健的公共财政体系，加强科学技术研究，实行贸易保护政策以促进自身工业和贸易的发展，等等。此期间为商业利益还与荷兰进行了四次战争。[32] 这样，英国通过经济、政治和军事等多种手段，终于超越和取代荷兰成为新的世界霸主。但是，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种后起国家超越先行国家的故事又在美、德与英国之间重演。虽然具体情况不同，但制度和社会背景的差异仍然发挥了重要作用。当英国上升为世界霸权国并在国际市场上占据支配地位后，它内部的矛盾和弱点也逐渐暴露出来。国内的资本过剩和投资机会不足，大量资本流出，工人缺乏积极性和工作节奏缓慢，工会主义的上升导致罢工频繁，工人阶级对工厂制度日益增长的抵制，大量失业使工人反对增加产量的技术革新，科学研究与工业之间缺少联系，学校体系轻视应用科学和技术，中等教育严重不足，群众的教育水平比较落后，如此等等，都阻碍了英国的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后起的德国和美国却在努力创造有利于经济快速发展的制度环境。德国早在1885年就已经实行了社会保险，而其后的25年中这种社会保险制度也未能跨过英吉利海峡，这使德国工人更关心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在19世纪最后25年，德国已在科学与工业之间架起了桥梁，有力地推动了以科学为基础的新技术革命，而英国则落在了后面；德国在技术学校的发展方面也远远超过英国，工人的教育水平比英国高；德国还建立了多种销售组织，在世界各地进行巨大的销售努力，以扩展国外市场；等等。美国和德国一样，在群众教育水平上比英国更为先进，工人阶级在改进工业技术中起着更重要的作用，它在科学与工业的结合上也比英国做得好；特别是，早在19世纪开始时，美国即发明了标准化和大量生产的可通用零部件，这为提高生产效率和后来发展的装配线生产提供了基础；美国人也更重视劳动组织和生产管理，工厂的纪律较严格，工作节奏也较快；他们从19世纪80年代即开始研究如何使劳动操作标准化以节约劳动时间和提高工作效率，其工厂管理比英国更科学。[33] 这两个国家也都实行了关税保护政策，以促进国内工业的发展。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德国和美国在开发新技术、发展新兴工业、加速资本积累、提高生产率和加强国际竞争力等方面，具有更强劲的动力，并最终实现了对英国的巨大超越。
　　
　　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所带来的最重要的政治后果，是加剧了列强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在20世纪中期以前，帝国主义列强在争夺世界市场的同时力图扩大自己的政治势力范围，攫取殖民地半殖民地，用政治统治巩固经济和商业利益。一当各国的经济实力发生变化和此消彼涨，原有的势力范围划分与现有的经济实力不相称，重新瓜分势力范围的斗争必然尖锐化，战争就成为这种争夺的最后手段。因此，伴随着某些大国的崛起，新老大国之间的军事冲突往往不可避免。从16世纪中期以来，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一直连绵不断。特别是20世纪上半期，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造成了空前的灾难。
　　
　　从经济上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不平衡发展的长期过程中，“呈现出趋同和分化的循环模式，其长期趋势是趋同”。[34] 集中的表现是，从1870年以后直到1950年，美国与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差距有扩大的趋势，美国的人均GDP增长率和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一直快于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由于欧洲国家和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严重破坏，它们和美国之间的经济水平与生活水平的差距在战后初期达到最大程度。但是，随之而来的是其他国家对美国长期而迅速的追赶势头，从而开始了一个显著的趋同过程。“在1950年和1973年之间，所有西欧国家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都比美国快得多。1950年，在进一步落后了八十年之后，它们的平均生产率比美国水平的一半还低，但是到了1973年，它们已推进到非常接近技术前沿，1973年以后进一步继续沿着这条健康道路前进。”[35] 人均GDP的增长，其他绝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也都高于或大大高于美国。因此到了20世纪90年代，它们之间的经济实力和差距已经大大缩小。1950年到1992年，按就业者每人占用的非居住用资本总量来看，如以美国为100，法国从31提高到92，德国从32提高到91，英国从51提高到78，日本从22提高到58。[36] 1950年到1998年，若以美国的人均GDP水平为100，12个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平均从52提高到72；若以美国的劳动生产率（每工作小时的GDP）水平为100，西欧12个国家平均从44提高到83。[37] 从实际的劳动状况与生活水平来看，西欧大陆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甚至优于美国，它们人口平均的全年劳动时间比美国要短，而享受的社会福利则比美国更好。尽管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经济又有了比西欧和日本更强劲的增长，在科学技术和综合实力方面仍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和生活水平方面逐渐接近的总趋势可能不会逆转。
　　
　　如果超出发达国家范围而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着眼，不平衡发展则是另外一种景象。在19世纪，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一直在扩大。20世纪特别是1950年以后是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增长的时期，但不幸的是，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并未缩小，世界范围的不平等状况总体来说仍在继续恶化。
　　
　　根据麦迪森的估算，全世界按西欧、西方衍生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日本、亚洲（不含日本）、拉丁美洲、东欧与前苏联、非洲等七大地区比较，地区之间的最大差距为：1820年，3:1；1870年, 5:1；1913年，9:1；1950年，15:1；1973年，13:1；1998年，19:1。在整个1820到1998年期间，西欧、西方衍生国和日本（发达资本主义地区）作为一组（A组），人均GDP的年均增长率平均为1.67％；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东欧和前苏联（不发达地区）作为一组（B组），人均GDP的年均增长率平均仅为0.95。1820年，A组人口为世界人口的17％，占有世界GDP总量的29％；1998年，A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下降到14％，它们占有世界GDP的份额却上升到53％。1820年，A组人均GDP约为B组人均GDP的2倍；到1998年，它们的比例已提高到将近7倍。[38] 这组令人沮丧而警醒的数字，有说服力地证明了近200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不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严重不平衡和经济水平差距不断扩大的总趋势。
　　
　　全球性两级分化和经济差距扩大的根源何在呢？西方主流经济学不可能提供一种合理的说明。新古典的静态经济模型也好或动态经济模型也好，都只会推导出不同国家经济水平在长期内趋于均衡化的趋同的结论，这显然与经验事实不相符。然而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看来，这种两极分化现象是容易解释的，它的根源就在于资本的本性和资本主义积累本身。资本在本质上是一种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经济关系，资本能够增殖是因为雇佣工人不能得到自身创造的全部价值，因而工人的相对贫困就成为资本家发财致富的前提条件。资本积累作为剩余利润的资本化，不但要以对工人的剥削为基础，而且也是扩大和加深资本主义剥削关系的催化剂。因此，资本积累必然在国内不断生产出并以日益扩大的规模生产出资本家与劳动者的两级分化。资本主义世界的分化现象不过是资本主义国内的分化现象在全球规模上的重演。资本主义是一个世界体系，资本的兴起从一开始就离不开世界市场，资本主义经济也从未离开非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而独立存在过。资本积累的无限扩大的趋势，使它在国内不断遇到绝对意义上或相对意义上的市场约束和资源约束，从而要到非资本主义世界去开拓市场，以销售商品、获取原料和进行投资。它们这样做仍在于获取利润，所以仍然要以剥削和掠夺这些非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众为基础。其结果可想而知，这些非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由于发达国家的剥削和掠夺，经济发展必然受到不同程度的阻碍，并长期处于贫穷落后状态。导致这种结果的主要机制在于：第一，这些国家的大量经济剩余被发达国家的资本所占有，并通过利润回流的形式转移到发达国家，使发展经济所需要的资本极度短缺。第二，出于巩固自身支配地位的目的，外国资本通常与不发达国家原有的统治阶级相勾结，维持某些前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例如封建的土地制度等），这些旧的制度关系阻碍了资本主义工业所必需的国内市场的发展。第三，外国资本为加强对不发达国家的经济控制，极力打压当地的民族资本，阻碍当地民族经济的发展。第四，在外国资本的控制和扶植下，不发达国家的有限资本更多地流向外贸、金融、不动产等非生产性部门，其利润也大量进入外国资本家、官僚、买办、地主等剥削阶级的非生产性消费，进一步限制了生产性资本的积累。第五，为了使不平等的交换关系永久化，把不发达国家当作自己的工业品市场和原料供应地，发达国家竭力巩固不合理的国际分工，迫使不发达国家维持初级产品或低端工业品生产的畸形的产业结构。所有上述这些机制，在不发达国家处于殖民地附属国地位时，其作用是十分显著的；而在不发达国家取得民族独立之后，它们也还在不同程度地起作用。由此可见，资本的本性和资本积累，不仅必然在国家范围内造成两极分化，产生富人与穷人的对立；同时也必然在世界范围内造成两极分化，形成富国与穷国的对立。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由此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经济发达的富裕的资本主义国家，另一部分是经济不发达的贫穷的前资本主义或半资本主义国家。“依附学派”把前者称为 “中心”，把后者称为 “外围”或“边缘”，它们相互紧密联系，形成统一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心”的经济构成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主体和主导，“外围”的经济则依附于“中心”并服务于“中心”发展的要求或需要。从这样一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出发，曼德尔把世界范围的资本积累区分为两种类型，即发达国家的资本继续积累和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原始积累。原始积累和继续积累不仅是资本积累过程中两种并行的或连续的积累形式，同时也代表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两个历史阶段。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来说，16世纪到18世纪的原始积累奠定了资本主义制度形成的基础，随后便进入了以资本生产的剩余价值为主要源泉的资本的正常积累；但对于那些不发达的前资本主义或半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它们还处于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不过这时，不发达国家的原始积累与早期资本主义国家原始积累的背景或手段已经完全不同。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的原始积累不但未受到外力干扰，反而把掠夺其他国家作为自身积累的一个重要源泉；而现在不发达国家的原始积累，却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取得世界经济支配地位的情况下进行的。于是，发达国家的资本继续积累与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原始积累便形成了一种紧密的关联，其特征是，后者虽然与前者竞争，但却不得不受到前者的决定和制约。[39] 由于这种制约关系，不发达国家的原始积累过程被不同程度地阻滞了，它们的积累也被纳入并服务于发达国家资本积累的需要，其经济则成为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的附庸。更确切地说，资本主义世界范围的资本积累表现为发达国家的主导性积累与不发达国家的依附性积累的复杂联系。
　　
　　资本主义富国对非资本主义穷国的剥削与掠夺经历了几种形式的演变。在16世纪到18世纪，当资本主义国家还处在原始积累时期，它们主要通过公开的暴力手段对落后国家进行掠夺。“从16世纪到18世纪的历史，是一整串接连不断的强盗行径的历史，这些强盗行径无一不是西欧国家价值及资本的国际积聚行为。西欧国家价值及资本国际积聚的日益增长，实在说来，是以遭受劫掠地区的日益贫困化为代价的。”[40] 它们从落后地区掠夺财富之巨从下列几个数字可见一斑。从1503到1660年，拉丁美洲一共输出了价值五亿金比索的黄金和白银。从1650年到1780年，荷兰东印度公司从印度尼西亚攫取的利润、官吏手续费及杂货装运费等高达六亿金盾。18世纪时，法国从事黑奴买卖获得的利润高达五亿土尔奴阿镑。从印属西印度群岛黑人劳动中攫取的收入少说也有两三亿金榜。[41] 在从“普拉赛”到“滑铁卢”时代这个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重要阶段，英国从印度大约掠夺了5亿到10亿英镑的财富。以之与19世纪初在印度的全部股份公司的总资本为3600万英镑相比，这笔财富之巨可想而知。[42] 从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后期，随着工业革命和英国在世界市场上霸权地位的确立，资本主义国家开始主要利用商业手段对落后国家进行剥削。“掠夺之后，随之而来的是贸易。但贸易的后果却往往比侵略战争的后果更加致人于死地。”[43] 开始时英国的工业品（主要是纺织工业）在世界市场上并不占上风。甚至在1760年工业革命兴起后半个世纪，国际市场上一些主要纺织品的供应者仍然是印度和中国。1815年印度向英国输出了价值130万英镑的棉布，而它进口的英国棉布不过价值2.6万英镑。当时印度的棉制品和丝制品比英国产品价格低50-60％。但英国利用其强国地位，一面实施贸易保护政策，对印度上述产品征收70-80％的进口税；一面通过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强迫推行自由贸易。印度的丝制品进入英国要纳税20％，英国输往印度的丝制品仅纳税3.5％。这样，英国的纺织品最终征服了印度，并使印度的手工纺织业趋于衰败。随之英国决定在印度大规模发展棉花等农业原料生产，恶性循环开始形成。过去向全世界输出棉布的印度，如今仅仅出口棉花，这些棉花在英国加工成布匹再重新卖到印度。一个生产工业制成品的国家就这样沦落为生产农业原料的落后国家。印度的这个例子，再生动不过地注解了英国从1830年左右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慷慨推行自由贸易政策的实质。[44]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垄断资本和垄断财团实行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政策，把绝大多数贫穷落后国家变成自己的殖民地和附属国，对这些国家的剥削和掠夺也就从主要采用商业手段转变为全面的政治统治和经济控制。它们利用在殖民地附属国的各种政治特权，控制其海关、银行、外贸、铁路、港口、矿山、种植园等经济命脉和主要生产部门，垄断其工业品市场和重要原料生产。这个时期发达国家在继续扩大商品输出的同时，资本输出的重要性日益增长。输出的资本中借贷资本的比重较大，当时海外投资的大部分以债券形式进行，且主要集中在铁路建设方面。大量资本投向英联邦的自治领，以及亚洲、非洲的殖民地和拉丁美洲的半殖民地。于是在不等价交换之外，海外投资的高额利息和利润又成为发达国家财富积累的新的源泉。例如荷兰公司在荷兰本土的平均股息为3.97％，而在印度尼西亚的平均股息为12.70％。英国向国外投资的120家公司，在成立以后最为兴隆的五个年头里，就实现了高于其资本两倍的利润。[45] 列宁曾经概括性地指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英、法、德三个主要国家“的国外投资已经达到1750－2000亿法郎，按5％的低利率计算，这笔款额的收入每年会有80－100亿法郎。这就是帝国主义压迫和剥削世界上大多数民族和国家的坚实基础，这就是极少数最富国家的资本主义寄生性的坚实基础”。[46]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逐渐发生重大变化。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和殖民体系的瓦解，是最重要的两大事件，对世界形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发达国家之间经济的依赖和趋同，虽然不能根本消除它们之间的矛盾，但已不再存在相互发生战争的土壤。战前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纷纷取得民族独立成为主权国家，为它们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然而，旧殖民体系的崩溃，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列强改变了它们剥削和掠夺的本性，改变的只是进行剥削和掠夺的形式与方法。帝国主义时代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政治统治和经济控制，现在让位于主要依靠经济手段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剥削。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成为实现这种经济剥削的主体。它们通过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在攫取高额利润的同时，保持旧的国际分工格局，使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仍然处于从属地位；它们继续主导国际贸易，垄断世界市场和操纵商品价格，同发展中国家进行不等价交换；它们掌握着国际货币体系和金融体系的垄断权，发展中国家不得不忍受发达国家的金融控制与盘剥；它们还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所谓援助和贷款，附加各种政治条件，以确保其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特权和经济利益。这样，在外国资本的剥削和控制下，发展中国家依附性的经济结构很难得到根本改变，经济剩余继续大量流向发达国家，经济发展依然缓慢，大多继续处于贫穷落后状态。发展中国家究竟有多少经济剩余由于外国资本的剥削而流向富国，没有可靠的系统资料而只有一些零星数据。根据拉美经委会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料，以1950年的价格为基础，在贸易条件方面整个拉丁美洲（不包括古巴）在1951到1966年期间的损失，大约为264亿美元。[47] 在中非五个法郎区国家，1960到1968年间的利润流出每年平均达到442亿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而流入这些国家的公共援助和外国投资则不超过344亿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就中非关税与经济同盟所有国家而言，其可输出的利润总额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3％。西非九国在1960－1970年的十年间，利润流出达820亿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也大于私人资本加公共援助的流入。[48]
　　
　　在20世纪下半期，由于富裕而强大的少数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支配地位，以及它们与大多数贫穷而羸弱的发展中国家不对称的经济实力和不平等的经济关系，富国与穷国的经济差距自然难以缩小，甚至还在继续扩大。在资本主义黄金时期，在发达国家经济迅速增长的带动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一度有些起色，但1973年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减速又重新陷入停滞状态。1950－1973年，17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合计人均GDP的年均增长率为3.72％；而被麦迪森称之为“徘徊或衰落中的经济实体”的168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东欧及前苏联国家合计的年均增长率为2.94％；1973－1998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人均GDP的年均增长率为1.98％，后者则为-0.21％。[49] 70年代以后富国和穷国的收入差距又急剧扩大了。若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各发达国家按固定美元计算的人均GDP的平均绝对值为100，把各地区发展中国家人均GDP平均绝对值与之相比较，看其差距在1961－1965年时期到1996－1997的变化，结果发现：拉丁美洲国家的人均GDP从相当于发达国家人均GDP的15.4％下降到11.2％；北非和中东国家从13.7％下降到8.5％；南亚国家从2.0％下降到1.8％；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从3.4％下降到1.5％；只有东亚和东南亚地区从1.7％上升到4.6％。[50] 可见，绝大多数穷国与富国的经济差距在20世纪后半期已经越拉越大。
　　
　　但是，这个时期在不发达世界中出现了一个新的现象，就是一部分东亚和东南亚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开始了高速度的或较高速度的经济增长。这些国家和地区被麦迪森称之为“复兴的亚洲”。复兴的亚洲由15个国家和地区组成，其中又分为两组。第一组包括7个东亚和东南亚的国家或地区，即中国内地、香港地区、台湾地区、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它们在1950－1999年时期人均GDP增长率达到4.4％，远高于美国的2.2％和西欧的2.9％。这是当今世界经济中最具活力的部分，其中有4个其人均收入水平已经进入西欧国家的范围。第二组的国家有8个，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斯里兰卡、孟加拉、缅甸和尼泊尔。它们在1950－1999年时期的人均收入增长为2.2％，只相当于第一组的一半，但从1973年开始，它们的增长率显著提高，超过了亚洲以外世界其他任何地区。整个“复兴的亚洲”的人均GDP年均增长率在1973－1998年间为4.18％，大大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1.98％。[51]
　　
　　在20世纪全球经济总体分化和趋异的悲观图景中，东亚和东南亚经济体的复兴无疑是最大的亮点和最鼓舞人心的事件。它表明不发达国家成为主权国家后在振兴经济和追赶发达国家的努力中是可能成功的。近年来中国和印度同时出现的快速经济增长已经在世界上引起震动，特别是社会主义中国史无前例的长期稳定的高速发展和迅速崛起更具有特殊的政治和经济意义，将对21世纪的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产生难以估量的深远影响。
　　
　　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不平衡发展中，资本主义从1820年算起，也已经走过了将近两百个年头，经历了持续的演变过程。特别是在20世纪的最后二三十年，资本主义经济的变化尤为巨大，具有以下几个明显特征。第一，经济的信息化。信息技术是在电讯技术、电子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到20世纪70年代后，以微电子技术、个人电脑和网络为标志，推动了整个经济的信息化。信息技术不仅改变了商品和劳务的生产方式，使更多的物质产品的生产实现了自动化，大大加快了商品的流转过程，而且使劳务的远程即时利用成为可能，极大地扩展了生产要素的配置空间。信息技术还对人们的生活方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包括交流、交易、教育、娱乐等各个方面。第二，经济的服务业化。这表现为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末，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第三产业在经济中的比重平均已达到68%，美、法等国甚至超过70%。[52] 服务业已取代工业成为国民经济中的主体部门。正是这一特征，使许多西方学者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第三，经济的虚拟化。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货币、证券、外汇、金融衍生物等非实物的虚拟资产急剧膨胀，其增长速度大大高于GDP的增长率，虚拟资产的交易额与实际商品和劳务的交易额相比已大得不成比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仅国际汇兑市场每天的交易额就高达14000亿美元，而与之相对应的实际的国际贸易只占5-8%。[53] 虚拟经济在资产存量和交易数量方面都已大大超过了实体经济。第四，经济的全球化。虽然经济全球化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兴起和发展的一种长期和固有的现象，但这一过程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发生了重要变化，不但商品和资本的国际流动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而且货币与信息的国际流动得到空前的发展。世界经济正在商品、生产要素、资本、货币、信息的全面跨国流动基础上联成一体。
　　
　　然而，在这些直观和表现的特征后面，还可以观察到资本关系的更深层次的变化。这包括以下几个重要方面。第一，在资本形态上，资本的社会化达到空前的高度。这种高度的社会化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说明。一方面，是资本的终极所有权的高度分散化。在股份制发展和股票持有人日益增多的基础上，20世纪后期年金基金和共同基金的扩大更加分散了资本的终极持有，而法人资本和机构投资者的兴起则进一步提高了资本的社会化程度。但另一方面，高度分散化和社会化的资本却是集中在少数大公司和大金融机构手中由其支配，结果是强化了掌握着资本直接所有权的能动的资产阶级管理阶层的资本权力。第二，在资本结构上，金融业资本相对于非金融业资本占有主要地位。在今天的资本主义世界，银行资本、证券资本、风险资本、投机资本等金融业资本不仅对于实体经济中资本的运转和积累产生了越来越重要的影响，而且对于一国甚至世界经济的稳定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金融业资本相对独立地过度膨胀大大加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不稳定性。第三，在资本占有剩余的方式上，资本通过实体经济创造剩余相对于资本通过非实体经济再分配剩余的重要性在下降。大量资本在虚拟经济领域的逐利活动实际上是再分配和占有实体经济中已创造的物质财富，这构成了过剩资本积累的新方式，也反映了现代资本主义腐朽性的一面。在资本家看来，“生产过程只是为了赚钱而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只是为了赚钱而必须干的倒霉事。因此，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地患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媒介而赚到钱。”[54]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周期性的狂想病，已演变为现代资产阶级的一种经常性的病态。第四，在资本的实现条件上，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的外部市场相对于其内部市场的重要性在上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的迅速积累和资本主义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效需求的相对饱和，在20世纪70年代后已形成了全球性的生产过剩和积累过剩。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创造的价值和剩余价值，已越来越难以在其内部充分实现，而不得不更加依赖于发展中国家现实的和潜在的市场。几百年来，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对外部市场的依赖从未达到现在这样高的程度。
　　
　　以上的特点表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对这个新阶段左派学者有各种不同的概括，如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阶段等等。我们倾向于把当代资本主义称之为金融化全球化的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划分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发展阶段，应以和资本结构变化相联系的资本主义制度结构演变的主导特征为标准。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作为金融化全球化的垄断资本主义，正是突出了这个阶段资本主义经济的主导性的制度特征。它意味着：当代资本主义依然具有垄断资本主义的性质，因为作为垄断资本的巨型企业在资本主义的主导产业中仍然占有支配地位，尽管在一般部门中资本的竞争性有所加强；当代资本主义的垄断资本又具有全球化的特征，它们已经在生产要素空前自由国际流动的基础上进行全球化的资源配置，并通过跨国投资与并购来争夺、瓜分和控制主导产业的世界市场；当代资本主义的垄断资本更具有金融化的特征，不仅金融业资本及其交易已发展到在资本总量中占有压倒优势，而且非金融企业也大量从事金融交易，金融业和非金融业的垄断资本已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中起支配作用的资本力量和获取高额金融利润的主体。因此，我们可以说，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已不同于19世纪末期以前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20世纪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一般垄断资本主义、二次大战后到二十世纪90年代前的国家调节的垄断资本主义，[55] 而进入一个新的金融化全球化的垄断资本主义阶段。
　　
　　从以上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演变和当代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主要特征的简要论述中，我们可以初步得出几点基本判断。第一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资本主义经济在资本积累内在矛盾的推动下，会不断地发生演变。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生产技术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具体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不断得到调整。这表明，资本主义还具有适应生产社会化而不断调整自身的活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演变也还将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第二点，尽管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面貌与古典资本主义已经完全不同，但资本主义最本质的东西并没有变。资本主义生产仍然以资本剥削雇佣劳动为基础，追逐利润仍然是资本主义经营的根本目的，资本之间仍然存在着竞争关系。只要资产阶级还掌握着政治统治，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演变，并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制度的资本主义性质。第三点，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演变既然没有改变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性质，当然也不可能消除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内在矛盾。现实的和潜在的各种深刻矛盾通过变化了的经济条件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仍然困扰着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并进一步加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腐朽性和不稳定性。
　　
　　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已经快十年了。在新世纪的这段历史时期，上述资本主义新阶段的主要特征基本上保持着并有所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矛盾也在不断深化，并为再一次的危机积累了能量。2007年7、8月美国的次贷危机爆发，到2008年9月发展为以华尔街为震中的金融风暴，并迅速蔓延和影响到实体经济，最终酿成了一场资本主义世界自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近期发达国家纷纷公布去年第四季度宏观经济的初步统计，GDP增长折合成年率：美国下降了3.8％，欧元区下降了5.9％，英国下降了5.9％，日本下降了12.7％。主要发达国家如此全面而深刻的经济危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实属罕见。这场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不仅是资本主义经济固有矛盾继续深化和内在规律依然发生作用的最新证据，而且表明，当前资本主义全球性的生产过剩和积累过剩是何等严重，而资本通过狂热投资虚拟经济领域以牟取暴利和人为扩大需求，则只能导致实体经济的衰落，加剧资本主义经济的腐朽性和不稳定性。正在发展的这场深刻危机严重打击了资本主义经济，削弱了资本主义的政治影响力，加剧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动荡。资本主义国家为应对危机正在以空前的力度采取各种措施，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筹集巨资拯救濒临破产的大银行大企业，竭力实行经济刺激计划，甚至乞求贸易保护主义。面对资本主义国家宏观经济干预的强化、国际贸易的锐减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国内外一些学者预言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多年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将重新被国家强力干预政策所代替，经济全球化趋势也将发生逆转，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可能随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对此似乎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但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可能是难以逆转的。这次发达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也对发展中国家产生了严重负面影响，发达国家也企图向发展中国家转嫁危机造成的损失。但总的看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状况仍要好于发达国家，特别是中国仍有可能在2009年保持8％的高增长率，成为世界经济走出危机困境的新的希望。进入新世纪以来，以中国、印度、巴西等国为代表的第三世界新兴经济体的增长呈现加速趋势，“南南合作”不断加强，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影响日益扩大，发展中国家的朝气蓬勃与发达国家的老迈蹒跚形成鲜明对照。经过此次危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力将有进一步的此消彼张，尽管在短期内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经济在世界上的主导地位还不会根本改变。但已有不少学者预测，到本世纪中期，中国、印度等国将逐渐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其经济总量先后进入世界前列，一批现在的穷国将变为富国，一批现在的富国则可能沦为二流国家。两百多年来资本主义发展中先进国家与落后国家划分的世界版图和两级分化趋势将会根本改变。在回顾20世纪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与演变时，我们既要把握资本主义演进的逻辑，也要看到世界经济在新世纪已经发生和将要发生的深刻变化，以便正确谋划我国的长远发展战略。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中国和世界的前途是光明的，社会主义的前途是光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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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6页。
　　
　　[2]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72－273页。
　　
　　[3] A•麦迪森：《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牛津大学出版社1982年英文版，第93页。
　　
　　[4] A•麦迪森：《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改革出版社1997年中译本；《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中译本。
　　
　　[5] A•麦迪森：《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改革出版社1997年中译本，第33页。
　　
　　[6] R•杜博夫：《积累与权力：美国经济史》，M.E.夏普出版公司1989年英文版，第91页。
　　
　　[7] A•麦迪森：《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改革出版社1997年中译本，第40页。
　　
　　[8] A•麦迪森：《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改革出版社1997年中译本，第42－43、19页。
　　
　　[9] A•麦迪森：《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改革出版社1997年中译本，第44页。
　　
　　[10] A•麦迪森：《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改革出版社1997年中译本，第19页表2－6，增长率是六个国家的算术平均数。
　　
　　[11] R•布伦纳：《繁荣与泡沫》，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中译本，第3页表1－1。
　　
　　[12] 参阅R•布伦纳：《繁荣与泡沫》，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中译本，第1章。
　　
　　[13] 《美国总统经济报告》（2001年），美国联邦政府印制局2001年英文版，第337页。
　　
　　[14] T•E•韦斯科普夫：“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和战后美国经济中的利润率”，《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六辑；H•J•谢尔曼：《经济周期—资本主义下的增长和危机》，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1年英文版，第8章。
　　
　　[15] A•麦迪森：“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产率状况的比较分析”，J•W•肯德里克主编：《生产率及其放慢原因的国际比较》，伯林格出版公司1984年英文版，第66页。
　　
　　[16] R•布伦纳：《繁荣与泡沫》，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中译本，第18页。
　　
　　[17] 黄少军：《服务业与经济增长》，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83－284页。
　　
　　[18] A•麦迪森：《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改革出版社1997年中译本，第20页。
　　
　　[19] A•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中译本，第86－87页。
　　
　　[20] A•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中译本，第88－90页。
　　
　　[21] 阿瑟•刘易斯：《增长与波动》，华夏出版社1987年中译本，第154－162页。
　　
　　[22] A•麦迪森：“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与减速：数量估算方法”，《经济文献杂志》1987年6月号，第691页。增长率按表中的指数算出。
　　
　　[23] A•麦迪森：《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改革出版社1997年中译本，第19页表2－5。
　　
　　[24] 阿瑟•刘易斯：《增长与波动》，华夏出版社1987年中译本，第372－373页表A－3、386页表A－6、390页表A－7。增长率根据各表中的生产指数算出。
　　
　　[25] P•阿姆斯特朗等：《战后资本主义大繁荣的形成和破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中译本，第187页。
　　
　　[26] A•麦迪森：《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改革出版社1997年中译本，第19、49、53页。
　　
　　[27] P•阿姆斯特朗等：《战后资本主义大繁荣的形成和破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中译本，第438－439页表A5和表A6。增长率按表中提供的绝对值算出。
　　
　　[28] 约翰•威克斯：“资本扩张与世界不平衡发展”，张宇等主编：《高级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最新发展》，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第507页。
　　
　　[29] A•麦迪森：《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改革出版社1997年中译本，第44页。
　　
　　[30] 阿瑟•刘易斯：《增长与波动》，华夏出版社1987年中译本，第160页。
　　
　　[31] 阿瑟•刘易斯：《增长与波动》，华夏出版社1987年中译本，第167－168、171、165－166页。
　　
　　[32] A•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中译本，第73、83－84页。
　　
　　[33] 阿瑟•刘易斯：《增长与波动》第五章，华夏出版社1987年中译本。
　　
　　[34] 约翰•威克斯：“资本扩张与世界不平衡发展”，张宇等主编：《高级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最新发展》，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第507页。
　　
　　[35] A•麦迪森：《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改革出版社1997年中译本，第46页。
　　
　　[36] A•麦迪森：《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改革出版社1997年中译本，第47页表3－11。
　　
　　[37] A•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中译本，第123页表3－7。
　　
　　[38] A•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中译本，第117页表3－1b、32页表1－9a、32－33页表1－9c和表1－9d、32页表1－9b。百分比和倍数均按表中的绝对数算出。
　　
　　[39] E•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中译本，第48页。
　　
　　[40] E•曼德尔：《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下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中译本，第58页。
　　
　　[41] E•曼德尔：《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下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中译本，第59页。
　　
　　[42] 保罗•巴兰：《增长的政治经济学》，商务印书馆2000年中译本，第233页。
　　
　　[43] E•曼德尔：《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下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中译本，第61－62页。
　　
　　[44] E•曼德尔：《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下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中译本，第63－64页。
　　
　　[45] E•曼德尔：《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下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中译本，第73页。
　　
　　[46]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人民出版社1959年中译本，第57页。
　　
　　[47] 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帝国主义与依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中译本，第313页。
　　
　　[48] 萨米尔•阿明：《不平等的发展》，商务印书馆2000年中译本，第209页。
　　
　　[49] A•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中译本，第120页表3－5。
　　
　　[50] 约翰•威克斯：“资本扩张与世界不平衡发展”，张宇等主编：《高级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最新发展》，
　　
　　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第515页表2。
　　
　　[51] A•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中译本，第133页、134页表3－14、120页表3－5。
　　
　　[52] 陈英：《后工业经济：产业结构变迁与经济运行特征》，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页。
　　
　　[53] 弗朗索瓦•沙奈：《金融全球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中译本，第5页。
　　
　　[54]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8页。
　　
　　[55] 我们不采用学术界传统使用的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提法。这个由原苏联和法国共产党创导的理论概念，受到许多西方左派学者的批评。它极易使人误解为私人垄断的资本主义会被国家垄断的资本主义所代替。其实，资本主义垄断本质上总是以私人资本所有制和私人垄断为基础的；而资本主义国家对垄断资本的调节或规制，说到底是为私人垄断资本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服务的，并不是用国家的垄断来代替私人的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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